因此，我们必须在制定法解释之中区分出四个要素：文法要素、逻辑要素、历史要素和体系要素。
[法]让?里韦罗、让?瓦利纳：《法国行政法》，鲁仁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页。公民权能的面积与公民义务的面积相等。
它由窄到宽形成若干同心圆，由内向外包括零参与（未经商谈的单方决定）、当事人参与、利害关系人参与、专家参与、公众参与等。[23]我们认为，传统行政法对韦伯所谓的决定社会行为的四种因素的态度大致是：推崇目的理性，强调法的价值理性，排斥感情因素，不太重视传统因素，简单地认为凡是合法的就是理性的。正在崛起的公共治理模式要求确立一种因认同而遵从的行政法治理逻辑。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概念为我们还原行政法行动的真实情境、从主体关系角度认知其行动逻辑提供了理论工具。行政法主体是在场域中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他可能因为主动进入（例如行政处罚主体）、被迫加入（例如行政处罚对象）、甚至不经意被卷入（例如第三人）等多种情形获得行动者身份。
图中箭头所示的即是利益流动方向。就此而言，与A型的私法平衡是形式直观上的对称性平衡不同的是，正型的行政法平衡则是复杂逻辑下的非对称性平衡，是一种只有统筹兼顾行政法治场域内各种复杂交涉性关系才能实现的动态平衡，属于正字构造本身所显示出的那种结构性均衡。我们必须首先回归宪法文本，从各个视角对宪法文本可能的解释空间进行分析和挖掘。
因此，加强对宪法文本以外的社会因素的考虑，往往是通过隐性的方式进行的，其中充满了各种修辞的技巧。社会学解释的核心要义在于通过对判决的社会效果进行预测和分析，反过来逆推地决定判决的内容，换言之，以社会效果的考量来决定如何解释和适用宪法。(2)着重现实的途径[a reality oriented approach]。而所有这些案件的出现都带有中国本土的特色，是西方舶来的理论难以完全涵盖的问题，也正是宪法解释方法得以施展的机遇。
[37]参见范亚峰：《宪法解释的可能性》，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3期，第82—83页。当然，在强调社会学解释方法的同时，传统的解释方法也不能完全放弃。
当然，除了在主导解释方法上的不同，宪法解释方法的两种传统还有很多差别。[33]李振涛：《美国宪法解释的转向及其原因》，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10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页。此外，宪法解释方法的两大传统日益趋同还具有解释主体上的原因。(3)着重问题的途径[a problem oriented approach]。
例如，德国传统重视基于既有的解释方法对宪法案件进行阐释，而美国传统则更多地通过具体个案衍生出新的解释方法。[27]［奥］凯尔森：《论法律解释理论》，李鑫译，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相反，我们更应当充分汲取方法论的营养，提升学习与运用方法论的自觉性，在枕戈待旦中期待个案发轫，推动宪法解释的展开。[29]也就是说，从达至具有创造性的宪法解释的具体方法来看，是以非原旨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为主，但原旨主义的宪法解释方法同样会带来具有创造性的宪法解释。
[4]［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一卷]，朱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167页。而任何法律的适用都离不开特定主体的解释。
仅仅因为种族的不同，而将一些孩子与其他年纪和资质相仿的孩子隔离开，会造成他们在那一社区地位低下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心灵及思想，并可能永远也难以释怀。[30]以秉承宪法原旨的名义来推行非原旨主义的主张，以尊重宪法文义的旗号来对宪法文义进行扩张，都是大法官们超越宪法解释方法传统的表现，当然也是通过解释发展宪法，使之更加适应社会需要的表现。
[9]张翔：《宪法解释方法的运用——以德国艾尔弗斯案为例》，载《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第113页。在法律解释学的研究中，文义解释方法意味着按照法律规范字面上的一般含义进行解释，从中发现和挖掘出适用于个案的法律规范。在共性的法律解释过程中，文义解释优先正是人们必须服从法律原则的一种延伸。形式主义方法看起来少有创造性，是因为这种创造性被表面的逻辑煞有介事掩饰了。宪法解释不能一味屈就于现实而进行所谓创造性的解释，宪法解释必须在现有文本和规范的基础上，而不能完全放弃理性，流于个人的恣意，这个意义上讲，宪法解释或者说宪法适用必须在一定的框架约束下适当发挥解释者的想象力，这也是在宪法实践中所不可回避的事实，也是诠释学的意义所在。例如，在德国传统中，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案件中必须先解释《基本法》的相关条款，然后才能够作出判决。
宪法在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时，必然要考虑到解释结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应当以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和趋势为解释的基础原则。这种对客观含义的追求也是德国宪法解释方法传统的基本特征。
在宪法解释方法的两大传统中，我们看到了其中各有千秋的特点，也看到了其趋同的表现。对一般法律解释方法尚且如此，对更加高深的宪法解释方法来说，现状就更不乐观了。
[16]江振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中的自然法解释》，载《美国研究》2011年第2期，第132页。[5]可以说，尊重文义解释的优先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尊重法律规则本身，这在一个缺乏法治根基和传统的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也是真正做到依法办事的基本要求。
无论是坟墓里的立宪者还是纸面上的宪法条文，都无法解决宪法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时所遭遇的难题。无论是德国传统的文义解释方法，还是美国传统的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对宪法文本的重视都是其宪法解释得以进行的基础，也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主流的解释方法。在宪法解释方法两大传统的趋同中，对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重视是其集中体现。纵观宪法解释方法的两大传统，其中固然有涉及整体权力架构的重大案件[例如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但是，要持续通过宪法解释来丰富和完善宪法内涵，更多地却是依靠众多的普通案件。
德国传统更重视宪法法院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整体性权威，而美国传统则更多地表现了某一个特定大法官的解释方法运用。(二)美国传统中的原旨主义解释方法 如果说德国传统主要是追求宪法文本的客观含义，那么，美国传统对原旨主义的重视则更多地偏向于主观含义。
另外，服从法律规定就是尊重立法者的权威。[19]崔雪丽：《美国宪法解释的新转向——非原旨主义方法探究》，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73页。
这一点不仅是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的相通之处，更是宪法解释方法发挥作用的基础。因此，美国的立宪主义远不是完全受规则约束的，而且许多重要规则都体现在案例中，而非通过宪法文本表述出来。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他们不断地采取法律解释学的立场，通过解释宪法来确立宪法的神圣地位，从而用一部宪法来囊括二百多年巨大的社会变迁。在德国基本法中，由于宪法司法性在宪法秩序中的范围被大大扩充了，因此宪法解释便因此而变得更加重要了。[28]苏力：《法律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梁治平主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解释方法的重要性与宪法解释处于同一层面，由此，我们也应当重视对宪法解释方法的研究。
在探讨宪法解释方法两种传统的中国启示之前，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应当以现有的制度框架为分析背景，也就是以目前中国宪法的解释与适用的相关正式制度为前提。[23]黄利红：《美国宪法的社会学解释方法及其理论源流》，载《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10期，第89页。
作为维护美国法治稳定的一种方法，原旨主义成为美国很多大法官和学者所推崇的方法，从美国建国之始直到20世纪早期一直占据着宪法解释的主流正统地位。虽然这两种传统有着众多的不同，但其哲学思想仍然大体上属于现代性，具体来说，都强调对宪法文本的尊重，以宪法文本所表达和展示的含义作为宪法解释的基础和前提。
不允许赋予一个明确的法律以相反的意义，不允许立法性目标在一个根本点上被误解或歪曲。[28]虽然我们需要重视宪法文本，但是，面对高度抽象的文本和日益复杂的宪法案件，宪法解释必然采取更加灵活变通的方法，加强吸收宪法文本之外的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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